本文转自：生活报
黄雪媛
正如瓦砾堆中会冒出一丛青草或一朵雏菊，忧郁的灵魂也拥有自己的光影游戏——只不过幽暗的部分过于出名，100年来在读者心中投下的巨大影子足以遮蔽一座透出亮光的心灵城堡。从前我常常感叹，这个人一辈子被困在保险局的文件堆里，没有婚姻和子嗣，寿命又短，一脸苦相，真是个苦命人！于是我向他投去钦佩又同情的目光，对他的“不得已”和“不自在”感同身受；当我读到网友称呼卡夫卡为“丧文化鼻祖”“互联网嘴替”或“格子间幽灵”时，也跟着会心一笑。事实上，卡夫卡是一个丰富多面的人，他的忧愁与欢喜此消彼长，自怨自艾的背后更有自珍自重。
假如我们有意寻觅，并且足够耐心，我们会撞见一个个诗意的、陡然明亮的“卡夫卡时刻”。第一个指出卡夫卡身上那些不为人知的幽默感和明亮色彩的人，是他的挚友马克斯·布罗德。布罗德在他1937年出版的《卡夫卡传》中写道：“我认为他的关键词是积极向上、热爱生活、深情满怀，以及一种恰当的充实生活意义上的虔诚。”1968年，卡夫卡已离世44年，当84岁的布罗德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被问及与卡夫卡当年如何相识时，他的脸庞如同被一道光照亮，眼中全是笑意。
“有一次卡夫卡来我家玩，正好我父亲在客厅沙发上打瞌睡，在半睡半醒中身体动了一下，卡夫卡以为他把我父亲吵醒了，连忙举起双手，对我父亲说：‘您就把我当作一个梦吧。’然后蹑手蹑脚地溜进了我的房间。”
卡夫卡和布罗德初识的夜晚，布罗德刚在一家文学俱乐部做完一场关于叔本华的报告。卡夫卡带着严肃而羞涩的神情穿过人群，走至比他年轻一岁的布罗德面前，问道：“我可以陪您走回家吗？”布罗德欣然应允。10月底的布拉格夜晚微寒，在老城区的狭小巷子里，两个青年人边走边聊，一会儿忘我地激辩，一会儿又欣悦于共鸣，一直走到午夜才依依不舍地道别。
即使到了100多年后的今天，谁不想拥有卡夫卡这样的同事或朋友呢？卡夫卡在单位里从不嚼舌根、聊八卦，从不参与派系斗争；从老板到同僚到下属，大家都夸赞他与人为善、谦虚低调。当他展开与菲莉丝·鲍尔的书信恋爱时，从保险局经理到大楼前台，从办公室打字员到差役，都争抢着给卡夫卡送信。
卡夫卡永远彬彬有礼，优雅整洁；他追逐时尚、关注新技术和新发明，崇尚自然生活和自然疗法，热衷户外运动和旅行。在同学、友人眼中，卡夫卡虽然很少主动约人，但从来不败坏大伙的兴致，总是有求必应。这是一个对社群生活无害，没有攻击性，极少有妒忌心的好伙伴。一旦和卡夫卡结下友谊，这份情感往往有超长的保质期。
过去，人们对“寒鸦”形象与“地穴”隐喻津津乐道，卡夫卡才不会真的打算待在“长长地道的最后一个房间”，等着人送饭到洞口呢！他只会嫌年假不够，无法尽兴地和朋友去更多更远的地方旅行。如果布拉格有什么新电影上映，他一准先睹为快。
假如换一种角度关注卡夫卡的叙事艺术和语言艺术，我们会发现，卡夫卡的文字处处具有幽默滑稽的喜剧效果。比如，当他某天开始写一篇新的小说，内心已经雀跃，却还不够自信地去谈论它时，他就会说：“昨天我开始写一个小故事，它还那么短小，几乎连脑袋都还没伸出来。”他的自嘲总是极度夸张，让读者忍俊不禁：“看上去我像彻底完蛋了——去年我清醒的时间每天不超过5分钟。”
卡夫卡有多讨厌枯坐在办公室的时光，就有多发狠地工作。他深入工厂勘察调研，搜集大量生产事故资料，撰写安全生产指南，利用他的绘图才能为事故报告配插图；他在1912年发明了一款便捷安全帽，大大降低了波希米亚地区工人的工伤死亡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保险局的一半员工都应召入伍，导致人手紧缺，卡夫卡经常需要加班，甚至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儿。
固然，卡夫卡在信件和日记中不止一次地写下“绝望”和“崩溃”这样的词，但是他总能“绝处逢生”，从未真正“躺平”过。在与自我的长期互搏中，卡夫卡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生存策略——精神分身术和自我解嘲术。看似柔弱的人，孕育出了惊人的坚忍品质。
当然，卡夫卡并非天性快乐之人，那些明亮、诗意的时刻是生命的间奏曲。但凡具有强烈使命感的人都是幸福并痛苦着的。卡夫卡不到30岁时就写下豪迈的誓言：“我对文学不感兴趣，因为我就是文学本身。”
对他而言，写作不是业余操持的游戏，不是为了赚取稿费，甚至不是获得社会声望的途径，而是一团照亮生命的火焰，能够抵抗周围世界的寒冷：“我看到了我们世界的寒冷空间，我必须用火焰去温暖它，而我先要去寻找火焰。”卡夫卡用他的整个生命点燃了一团清冷的火焰，它执拗地燃烧了一个世纪，还将继续燃烧下去。
节选自《文汇报》
发布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