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EETOP
美国知名战略咨询机构「国际政治风险分析」（International Political Risk Analysis）创办人Samir Tata近日撰文指出，即便中国制造业在未来二十年完全停滞，美国仍几乎不可能追上中国在制造体量与产业体系上的整体优势。
其文章援引世界银行最新数据指出，2024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高达4.7万亿美元，占GDP比重约25%; 相较之下，美国制造业规模仅约2.9万亿美元，占GDP比重约10%。
若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整体经济规模已达33.6万亿美元，明显高于美国的25.7万亿美元。
进一步推算，中国制造业实际产出约为8.4万亿美元，是美国2.6万亿美元的三倍以上。
Tata 指出，这样的落差并非账面数字，而是「系统性能力」的差异。 在中国长三角、珠三角等核心工业带，一支智能手机所需的上千个零组件，几乎都能在一小时车程内完成配套。
从芯片封装、屏幕模组，到电池组装、整机测试，中国的产业链高度集中，使制造业具备极强的实时反应能力。
这种高度制造密度，是美国当前低密度、高成本且高度碎片化的工业生态难以复制的结构性优势。
反观美国，其经济结构早已深度金融化与服务化。尽管坐拥苹果、英伟达等全球顶尖科技品牌，但其硬件生产几乎全面外包至亚洲。
美国企业长期专注于设计、品牌与软件生态，将高资本投入、长周期、低毛利的制造环节战略性外移。
这种模式虽一度推升资本报酬率，却也导致本土制造能力明显退化，包括技术工人短缺、供应链韧性不足，以及基础工业品高度仰赖进口等问题日益浮现。
制造业回流政策陷入现实悖论
分析指出，近年来，美国试图透过《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以及高额关税手段推动制造业回流，但政策执行却陷入多重矛盾。
一方面以补贴吸引台积电等企业赴美设厂，另一方面却对关键设备与零组件加征关税; 一边要求企业去中国化，另一边又因财政赤字压力缩减长期政策承诺。
更为关键的是，美国两党轮替造成产业政策难以延续，使企业难以做出十年以上的长期产能投资决策，严重影响制造业重建的可行性。
相较之下，中国对制造业的战略定位始终明确且稳定。政策方向高度一致。
面对美国的技术封锁，中国也迅速转向自主可控路线，包括中芯国际加速先进制程研发、北方华创等设备厂快速补位，以及长江存储在NAND快闪存储器技术上取得突破。
同时，中国也通过稀土出口管制与关键原材料调控等非对称手段，形成对外部压力的实质反制。
此外，Tata强调，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单一消费市场，不仅为本土企业提供从试错、更新到放量的完整市场闭环，还形成了以市场换技术、以规模降成本的独特优势。
例如，比亚迪藉由国内新能源车市场迅速壮大，宁德时代依托庞大的本土电池需求跃居全球龙头，皆为典型案例。
Tata 直言，制造业并非靠政治口号就能重建，而是仰赖土地、能源、劳工、工程师、供应链、基础建设，以及长期且稳定的政策耐心，而这正是中国过去四十年持续累积的核心资产。
他在文章结尾总结指出，美国或许能在特定尖端技术领域维持领先，但在整体制造生态的广度、深度与韧性上，中国已建立起难以逾越的护城河。
Tata 表示：就算中国明天按下暂停键，美国若要跨越这道差距，所需的不只是资金，而是一场彻底的国家级再工业化革命，而在当前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下，这几乎不可能发生。
来源：钜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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