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赵露思发长文公布病情
赵露思发长文公布病情
对最近所有发生的事件 第一次回应也是最后一次
实在抱歉占用公共资源
在此之前我没有因为生病影响过工作和周围的人 也承认自身的问题 因为我比较能忍 也才通过这半个月发现 骨子里的自己其实不是宽宏大量的人 所以我自身也是有责任的
我的职业让我得到了更多的帮助和支持 真的很感恩也很幸运 所以能够理解所有的不被理解
支持任何时候都可以去选择向往的职业 因为你随时都有权利逃离当下让你煎熬疲惫的困境 你想停止随时都可以 你是自由的你也可以是勇敢的
也明白 都有过委屈不公平 听过太多太多可怕的故事了 如果在得不到援助的情况下被捂嘴 而施暴者不停息的愈演愈烈 不论职业不论年纪不论男女我认为都是不对的 逼着破开伤疤来证明“不是想不开”“不是承受力太小”“不是不满足” 这很离谱
但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创伤 除了医生 谁都没有资格去评判这个事件的严重与否 或者说 能否成为病因
2019年的时候出现抑郁情绪 “你别小题大做”“想开点什么都好了” 我也觉得自己太矫情太敏感 没有重视自己心理问题
2021年感觉身上像有虫子在爬针扎的感觉又伴随过敏 去医院开药打针后症状并没有缓解 然后找了心理医生开始治疗缓解情绪紧张
2023年肺炎肺气肿玫瑰糠疹荨麻疹盗汗惊醒神经性耳聋 亲人去世和患癌的各种消息 在短时间内接踵发生 但是事件大过于感受 导致自己继续忽视
2024年才开始出现频繁干呕 眩晕 关节疼 颈椎疼等等明显躯体化症状和过敏的加重 当时以为是吃了过敏靶向药正常副作用导致的
在小时候因为都说我是一无是处的花瓶 校外补习的时候在老师宿舍挨了打 我当时认为学习不好挨打是对的 不敢说 因为“任何事情都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长大后又挨了打 我当时认为没试上戏的确是自己的错 不敢闹我只想逃 习惯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 也没有跟任何人寻求帮助的习惯 再后来因为作品被认可 感谢大家给的底气 我才有勇气说再见了
到最后的最后 她拿走巨额“分手费”才只愿意停止“一哭二闹三上吊” 行业内外不断的造谣诋毁 无数人“八卦”之后来找我的聊天
其实 每一次都是痛苦的加深 所以这并没有停止对我伤害 …
其实我很明白 我没有权利什么都想要也不能要求身边朋友父母公司等等一切都要做到完美 没有伤害过我 也尽全力的保护我 很足够了
此前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个病的事情 不想让生病变成现在所谓的“炒作”
不过事已至此就想让大家更多了解：
抑郁是种情绪 但抑郁症是种疾病 也不再是 “想开点”“说出来”就能够解决的
真心希望和我一样“感同身受”的你
在这样的情况下 是否被真正“理解”已经不重要了 而且还会继续在议论漩涡里不停的自证却无法自救
了解心理疾病
重视心理治疗
真的 很重要
后悔是没用的情绪
“那就当成是给自己 “特殊时间”去推翻此前内心的矛盾状态 重新建立自我的一次机会 ”
感恩所有的在乎 因为爱又活了一次
祝大家新年快乐 天天开心
延伸阅读
记者/李一鸣
编辑/计巍
家庭并不是抑郁孩子问题的唯一来源，但它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空间
2021年5月，《儿童心理学与精神病学》杂志发布了第一个有关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患病率的流调报告。调研结果显示，在6-16岁在校学生中，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碍总患病率为17.5％。
但这项报告没有覆盖到的，是那些因抑郁而中断学业的孩子们。他们大多被困在家中，藏在表格之外。
由于个体的差异性，我们无法去精确地计算，制造这种现象的究竟是哪些因素，每种因素占比多少。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此试图找出一种解法。
解法有可能在家庭，这也是青少年抑郁现象最容易被归因的地带。但无论这种归因合理与否，都有一项事实可以确定：家庭并不是问题的唯一来源，但它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空间。
在小渺反悔说不去上学的早上，母亲砍了他的门
积木
门被母亲砍碎了。
初一休学之后不久，这一天小渺说好了要去上学，但到了早上，又反悔说不想去了。门板的外侧破出好几个口子，露出里面的泡沫填充物。
小渺16岁。到现在，他四年没上学了。他说，休学之前，在学校只要有老师经过，他就会忍不住紧张和颤抖。在小渺眼中，老师是规则的代表，拥有惩罚的权力。而他则经常被罚站或挨打，因为不喜欢完成作业。
小渺说，那曾是自己最接近复学的一段时间。门被砍破的前两天，一位校领导来家访。在那次家访中，他感觉到了很久都没有获得的承认。那位老师了解了他在读的书，还夸他拼出了很复杂的乐高积木。而两天后，那座积木被妈妈摔碎了，并且再没被重新拼起来过。
从那之后，小渺也再没拼过积木。他感觉“自我”也像那堆散落破碎的积木一样，很难再被拼起来了。对他来说，认可与赞赏是对那个“自我”的拼接，否定与打压是拆卸。小渺说，他感受过的更多是后者。
最鲜明地让他感觉到“被打碎”的时刻，发生在休学的前一天。因为没有完成作业，身为数学课代表的他在全班面前被老师罚站，用教鞭责打。小渺曾经拿过全市数学竞赛的第一名，他长期自以为是个成绩很好的人，而那一刻，他认为自己“很坏”“很差”。
休学能让小渺暂时摆脱对他来说充满了惩罚与评判的学校环境，但在家的日子“更糟糕”。
五年级第一次休学时，母亲拉着他去了市里的安定医院。他被心理检测量表检测为具有抑郁状态及阿斯伯格综合症症状。小渺觉得，医院的诊断加上父母的打压，让他确认了自己是个“有精神疾病的人”。他曾经在学校有不少朋友，但回到家中，因为这种病耻感，他基本上回避了所有的社交，因为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现在的样子，一个“不正常”的样子。
休学后的小渺觉得自己是一个“不符合标准的人”。他知道自己被期望着成为什么样的人：和所有人一样上学，成绩好，按时写作业，不会恐惧。一切期待的实现都以上学为基础，但他没法做到这件事。期望曾经被寄托于治疗，在医院开的药，因为服下后总是呕吐，没多久就停了。小渺记得，在家里，父母会向他展望这样下去的未来：“你是废物，只能考上中专然后去打工”。
“如果可以做自己的父亲的话，希望可以多给自己一些鼓励，多一些抱抱，告诉自己自己做得很棒，告诉自己要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告诉自己不要因外界的否定扭曲自我。”后来，小渺在一篇日记里这样写道。
那段时间，小渺被“困”在家里。有一整年，他被收走了手机——在他眼中唯一能让自己“和社会保持连接”的东西。当时选择复学重上六年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在那样的环境里，自己“实在待不下去了”。但后来，初一时他再次休学。
学校和家庭都给他一种“逃不掉”的感觉。他不知道该怎样给自己的情绪找一个出口，比如说，该向谁倾诉自己对在学校里受到的惩罚的恐惧。三年级时，班里更换了班主任。原因是一名家长因为自己的女儿被老师体罚，向上反映。他羡慕那个孩子会在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时候得到保护。
门被砸开后，他更加畏惧上学这件事情。他不知道那些积木还能不能再次被拼起来，一种疑虑很难打消：“假使积木重新拼好，还会被打碎吗？”
陪伴者和孩子们在小屋办舞会
解法
今年5月，母亲问小渺，要不要参加一个名为“周末小屋”的活动。组织方是一家位于杭州的社会企业“绿汀小屋”，为因抑郁、焦虑等精神疾病或心理困境而休学的青少年提供康复服务。“周末小屋”是这个2021年成立的机构在青少年个体和团体陪伴之外，组织家庭疗愈的第一次尝试。
小渺说，在这里，他第一次感觉“被一个集体所接纳”。那次活动共有十组家庭参加，很多孩子和小渺一样，已经几年没有感受过线下社交了。休学在家，不仅是学业，也是社会化的中断。在绿汀小屋，小渺在和其他同伴交流时，发现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在学校里被惩罚的经历。
小渺曾常常把自己想象为“一条畏畏缩缩的流浪猫”：“害怕被伤害”“见人就跑”“只敢呆在阴暗的角落”。他说，因为病耻感，后来也自己去过几次医院，但都是瞒着父母朋友一个人去的。
休学以后，小渺一直都想“改变自己”，比如重新回到学校，回到某种意义上的“正轨”。但一直以来耳边和脑海里回响着的“垃圾”“废物”的评判让他不认为自己有能力改变这一切。“与其努力改变，还不如彻底接受自己是个废物”。在家里躺着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有天还撕碎了所有自己曾获得过的奖状证书。
小渺说，在家庭里，父母也会为曾经给他带来伤害的事情道歉——大多时候父母在他提起时才想起那些事——但这种的时刻，让他总卸不下提防。
和小渺的家庭一样，来到绿汀小屋的家长们，很多都是在孩子抑郁休学后才意识到问题的存在。绿汀小屋的主理人盛梦露和陪伴者们认为，并不能将问题的原因全部归结为家庭，但可以将家庭打造成为一个轻松疗愈的环境。
李健的孩子没跟他一起来，因为“不想见人”。他的孩子在六年级时离开了学校，到现在已经半年多。
李健和爱人说，在孩子“出问题”之前，他们从没想过“这种事会落在自己头上”。
导火索是一次期中考试失利。那阵李健忙着照顾父亲没在家，爱人告诉他，孩子情绪不好，说觉得过得没意思，甚至想死。当时李健没太在意，过了近半个月，孩子提出，不想去上学了。
李健承认自己习惯于“打压式教育”。他家还有位大女儿，在她身上，这种教育方式取得了成功，女儿后来考进了“985”高校。但姐姐的经历弟弟也一直看在眼里。李健说，“他可能会根据姐姐的经历推测出自己即将面对什么”。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名为“脆弱性”，个体脆弱性的强弱部分决定着个体的心理健康状态。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处在相同环境的一群孩子中间，有些孩子会在面对他人眼中“并不过分”的对待时，产生相对更高的创伤感。李健想，儿子应该是觉得自己难以承受失败带来的后果和压力。
孩子和陪伴者在进行“情绪识别与稳定”活动
陪伴
李健说，他在绿汀小屋里听到最多的一个词是“不评判”。从最初的破冰开始，陪伴者们就一直在提醒着大家这一点。他们会在每场活动中提醒参与者们，没有正确与错误，也没有好与坏，任何行为与情绪，都是被允许的。“接受自己”——工作人员们把接受当作改变的第一步。“每个人身上都有‘故障’，我们的目标并不是改掉‘故障’，而是学会如何带着‘故障’生活。”一位陪伴者这样阐释。
从“周末小屋”离开后，小渺又参加了绿汀小屋组织的计划为期3周的长程居住式陪伴项目。在这里，每个孩子都会有一个专门的“陪伴者”。在“长期小屋”时，小渺的陪伴者叫学鉴，一个心理学专业毕业的27岁男生，会在小屋里弹吉他，以及修理下水道。在“周末小屋”的最后一天，有一位男生过来抱住他说“感谢你改变了我父亲”。
小渺说，在陪伴者身上，他感受到了包容、接受和承认。“第一次有人愿意倾听我的想法，还会对我作出回应。”他和学鉴说出了很多从未向别人讲述过的想法与经历。“不在乎它们是否是黑暗的。”小渺说。学鉴让他感受自己此刻的平静与曾经的痛苦，然后握紧手掌，全神贯注，挥出拳头，感受那一刻的力量与勇气。
小渺感受到，那是一种“重新开始”的勇气。
李健也在尝试“走出泥淖”。他说，从孩子休学开始，夫妻俩就几乎放下了工作，生活重心就全都转移到了孩子身上，但情况却“一点不见好转”。
儿子每天大多数时间都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李健觉得，自己也被困住了。他说，自己很多时候情绪都在被孩子“牵着走”——虽然这并不一定是孩子想要的。孩子状态不好时，他甚至感觉自己“开心一下都是罪恶的”。
李健也知道，自己得转移转移注意力，可当自己和别人谈起关于孩子的话题时，他人的态度要么是“觉得父母’有问题’”，要么是一种“怜悯式的同情”。有来到绿汀小屋的家长提到，他们的家庭，会因为这种状况而被人“说闲话”。也有家长称，在孩子抑郁休学后，自己也诊断出了抑郁状态。
和小渺一样，李健也想要“找到同类”。活动的间歇，家长们会聚在一起分享各自的经历，“原来也有家庭和我们一样在经历这些事”。
他们会分享各自走过的“弯路”。有家长讲到，孩子最开始出现症状时，他们找到一家“心理咨询机构”。那里的咨询师向家长保证，在这里接受治疗三个月，孩子一定能“恢复正常”。三个月到期，家长认为孩子已经“好了”，又把他送回学校，结果遭致了抑郁的进一步严重化。小渺也接受过咨询，一周一次，一次三千元。他回忆，有一次，他们聊到手机的问题，咨询师质问他：“我都能做到下班不用手机，你凭什么不可以？”小渺称，类似这种不专业咨询师造成的创伤，他在咨询室里遇到过不止一次。
也有家长会在孩子“出现问题”后态度发生急转，一下子从打压变为关照。他们希望这种“补偿”能让孩子从创伤中恢复。但有人渐渐发现，这有时会使得孩子“不希望自己好起来”。因为孩子会觉得，当自己不好的时候，能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爱；但自己好起来之后爸爸妈妈就只想着让自己赶紧去上学了。
很多家长都很困惑于一件事：我爱我的孩子，但为什么我的爱意却换不来他的反馈？而也有孩子在讲述时表示，他们很感恩父母的关照与支持，但有时候，这些“爱意”会让他感觉到压力。在这种两难中，或许并不是“爱”本身出了问题，而仅仅是亲子之间面临着沟通的困境。
绿汀小屋的活动里，孩子们在绘制自己的“人际关系地图”
理解
“落水思命，上岸思财”，李健用这话总结家长们的心态，包括他自己。但承认局限性之余，家长们确实也开始“俯下身”，尝试了解孩子们的世界。
小冥是小渺在活动中认识的朋友，他同样16岁。
小冥即将在下学期回到学校。他说，在曾经的初中里，他被同学和老师都当作“异类”。
小冥说，他的班主任要求学生每天写“自评”。但是，班主任唯一对他的自评有特殊要求，那就是“必须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出来”。因为有其他学生在自评里称，他在班里“总说一些令人费解的话”。
一开始小冥会照做。比如他会写下，他认为现在的生活里只有考试和分数，但学生们没有爱好，没有个性。他觉得这样的生活没有意义，没有价值。而这些内容，班主任通常的回应是反问他“有这个时间为什么不多背几个单词，多读几篇课文”。他说，他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要一边要求我说出心里话，一边却要封锁我的想法？”
李健说，孩子也和他倾诉过类似的话。
在孩子出现问题之前，李健更多焦虑于“成绩不好，以后考不上高中怎么办？找不到工作怎么办？”他承认，作为家长，自己在社会上受到的压力，会被传递给孩子。在他工作的部门中，三十个家庭里，有三个都出现了孩子抑郁休学的状况。回忆自己对于孩子在学习上的种种要求，他想：“作为家长，我们是真的在为了孩子好，还是更多希望通过他们实现我们的期待？”在学校和家庭都在接受压力，在这样的“双重夹击”下，“孩子怎么可能不出问题呢？”
他说，从绿汀小屋回到家后，他们夫妻之间总相互提醒着那句话：“理解、接纳、不评判”。他想到之前发生在儿子身上的一件事。当时不上学后的一个礼拜，孩子回去参加了一场数学考试，拿了第一名。当时，老师夸他说，一个礼拜没上课还能考满分，真是个天才。但李健说，孩子和他们分享自己的想法时说：“这次老师当着全班的面说我考了满分是天才，那下次我要是考不了一百分怎么办？”无论正面还是负面的评判，都会给人带来压力。
学校的大环境难以改变，李建开始更多思考“家庭能做些什么”。他觉得，家长也许不是问题的全部，但如果家庭的氛围能够让孩子在社会中遭受的压力得到缓解，成为一个“缓冲带”，那么出现问题的概率也会小很多。
绿汀小屋的帆布袋上，印着小屋的格言
“重生”
回顾在绿汀小屋里的两段经历，小渺的感受是“重生”。第一次离开杭州那天，他在日记中写：“离开小屋后，我开始爱上这个世界”。
包括小渺和李健在内的数位参与者都认为，在绿汀小屋最大的收获或改变，来源于在那里感受到的，“温暖”“轻松”“不评判”的环境。主理人盛梦露说，相比于惯常的医院体系与心理咨询，像绿汀小屋这样的社会企业，其不同之处在于，相比于告诉来访者“期待的理想状况是怎样的”，这里能够让家长与孩子“亲身体验”到理想的情境模式。
盛梦露说，她本人就是一位焦虑抑郁的康复者。在建立绿汀小屋之前，她在前媒体人张进创办的抑郁症康复平台“渡过”接触过抑郁的青少年群体。在留学期间，她发现在欧美，支持抑郁青少年康复的服务非常全面，有基金会和学校合作的项目，有政府资助的社区中心，有医院主导的康复服务，也有商业化的康复中心。一些心理咨询师和医生们也和她讲到，这些从业者们希望能有一个空间，让孩子们能够去练习与保持，他们在治疗与心理咨询中获得的变化。她希望绿汀小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能够“承托住他们”的地方。
小渺在绿汀小屋参与过一个活动，叫“从身体出发的人际关系探索”。在这场活动里，他要闭上眼睛，在另一位伙伴的引领下走上三层楼梯。刚开始，他会因恐惧而偷偷睁眼，而抵达终点阁楼，睁开眼看到伙伴与陪伴者的笑，他那一刻的感受是：“原来我真的可以从外界获得力量，可以把自己交给别人。”结束“长期小屋”活动的那一天，小渺报名了一场竞赛。他说，这项竞赛曾经给过他失败与伤痛的感受，但这次他想“重新证明自己”，不再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只为了“夺回那时被异化的人生”。
盛梦露希望，孩子们能够通过在绿汀小屋中体验到的陪伴，给自己植入一个“相信自己”的念头。迄今为止，绿汀小屋已经服务了约130个休学青少年及其家庭。据机构上半年的一次统计，70%多的孩子在离开小屋后在情绪和社交能力上有了明显的变化，这其中有人回归了校园，也有去旅行和创业的，有的开始独居，有的搬回家重新接纳了父母，也有继续留在家里，但内心变得更稳定，也有了对未来的计划。
但她也同样表示，小屋只能在能力所及范围内，提供有限的支持。在理想状态中，康复是需要医院、康复机构、社区、学校一起协作的。而且，类似绿汀小屋的机构，成本投入较高，为了增加服务的可及性，面临着比较大的生存压力。
陪伴者学鉴则对深一度表示，在绿汀小屋之外，还有更多家庭需要关注。他曾在儿少心理科和心理干预热线工作过。在医院里，他见过很多家长在得知大概治疗费用后的沉默；在接线时，有些来电中，孩子的第一句话是“你们这个要不要收钱”。
小渺无疑是幸运的。他说，自己一直有着回到学校的想法，只是现在不再相信自己“无能”。最近，他在查询国外高中的信息，打算最快明年一月入学。他和小冥也一直在日日联络，讲述一些生活中的苦恼。小渺说，他仍然会对未来去哪里读书，会过哪样一种生活感到迷茫，但确定的是，他有了“探索的勇气”。这些日子，他总在不同的城市旅居。听到小冥吐槽在家中呆得烦闷时，小渺说，“那就离开家呗”。住在小城的小冥回复他，自己每个月的零花钱就一百块。
但至少现在，小渺和小冥两人没觉得距离会妨碍他们并肩前行。在路上，小渺仍背着绿汀小屋发放的帆布袋，那上面印着：“爱是我们牵着手，一起找答案”。
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他们终究需要离开小屋，回到家庭和社会中“找答案”。李健说，回家之后的这段日子里，他还是会出现控制不住情绪的时候，孩子的状态也时有反复。最近，李健还参加了某地精神卫生中心组织的关于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培训。但他知道，康复是一段漫长的道路，“复学”也并不是唯一的目标。“所谓的康复，不是立刻成为社会认可的’好孩子’，而是慢慢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样子。”盛梦露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小渺、小冥、李健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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