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已经得到“广东人民出版社”授权，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
包括这本书在内，许许多多谈论女性议题的书都在从不同的切入点探讨女性作为一个个体如何维持独立性问题。《老女孩》附带一本小册子，封面上写着：我独自一人，自由行动，我能对自己的渴望和失败负全部责任。这是作者的宣言，刚开始看的时候你认为这是另一个试图和男性割席的女性，但是到后来你会发现她是在治愈自己的伤口，并且她作为一个顺直女，没有试图戒断男性和异性恋爱情。
“让我们把爱看作是爱，这就够了。”
这句话实在很难践行。赋予亲密关系以意义、欲望和索取，几乎是人的本能。要实现独立性，难度如逆水行舟，反倒是父权制对女性的规训来得极具诱惑，“嫁得好就可以了”。不认同这句话只代表你寻求独立性的开始，并不是喜获结业证书。
女性独立这个话题很容易让人走入不同形式的绝对和极端。标签化定义是其标志性的表达方式。世界并非二元对立，践行个体的独立性从来都是一个复杂的命题，复杂到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任何群体概念取而代之都是危险的，后者只能作为推动思考的参考，而非践行的标准。《老女孩》的好处在于，她坦诚展示了自己的内耗，并以平易近人的方式探讨女性作为一个群体概念曾经经历的社会处境，而作为一个个体，她又有怎样的思考。
我们从《钱！钱！钱！》一章中摘取了一部分，发布如下：
行动自由
33岁那年，尽管我当时还不觉得自己会稳定生活在一个地方“不动”，但我还是买下了自己的第一套—也是唯一一套不动产。我没有祖产，没有在巴黎房价还很便宜的时候就购入公寓的叔叔，也没有一起被忽悠着在首都买下一套昂贵公寓的男朋友。我的一切都是靠工作赚来的，我从不提前消费。我有一份长期雇佣合同，还有一万欧元余钱，银行还会贷给我12万欧元，让我分25年还清。对我来说，购买一套能升值的单间公寓，好让我拥有一笔不断增值的资本并不是什么合理的选择。我最后选定了位于奥弗涅（Auvergne）的一栋破旧到需要翻修的老农舍。我曾开玩笑说，如果世界末日来临，这地方就好极了，它可以让我逃离巴黎，给我第二个家，还能让我围着一张大桌子招待朋友，这张桌子可放不进我租住的只有27平方米大的小单间。这些都不是假话，但我做此决定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想住在生活成本更低的地区，在那里，就算我脑海中不断浮现的最坏情况真的降临，我也几乎不花什么钱就能生活，不需要向任何人索求任何东西（或者只是最低限度的）。我期待着自己在职场上的“寿终正寝”，从未考虑过靠工作以外的任何其他方式挣钱。我也试图保护自己，以防那种我经常旁观的情况发生在我身上：伴侣原本为了共同支付房贷而住在一起，但当关系破裂其中一人不得不收拾行李离开、另寻住处的时候，昔日的伴侣两人都好像骤感生活质量的下降，因为他们无法再享受共同分担成本、共享财富的生活了。以防万一，我开始建造属于自己的避难所。无论职场或爱情如何风云变幻，没有任何人、事、物能将我赶出这里。我不想习惯于物质上的安逸，因为这样的安逸要依赖于我感情生活的顺利进行。我不想体验生活降级的痛苦。我不想成为简·奥斯汀笔下的人物。
如果我能坚持还完贷款的话，再过13年，我就能正式拥有这栋房子了。现在我把房子租给了一户人家，用租金还房贷。不过我还是经常去奥弗涅，也就是上卢瓦尔省，如果有人问我的话，我会告诉他，那里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我的母亲和哥哥都住在那里。一天早上，我在他们两家之间的路上遇到了83岁的查夫人，她是我非常敬爱的一位女士。她在我母亲居住的村子里和她丈夫经营一个农场，我的童年也是在那里度过的。他们对我的姐姐、哥哥和我都很好，总是让我们去拿牛奶、摸兔子、牵着奶牛去吃草。他们过着辛勤劳作的农民生活。在我认识的所有夫妇中，他们是我见过的最闲不住的一对。查先生虽年过八旬，但仍在田间劳作，在石头上坐着休息时，只要看到有人朝他走来，他就会立刻起身打招呼。总之，那天，查太太拄着两根拐杖出来散步，和我聊了起来。当地报纸刊登了他们一张非常漂亮的照片。他们站在几棵树前，在夏末柔和的阳光下眺望着地平线。这张照片被用作一篇关于养老院的文章的配图，但他们两人都不会踏进养老院一步。我告诉她，我看过那张照片，他们真的是很美好的一对，这么多年来一直相处得这么好，但我无法想象在那个年代的农村，他们的爱情是什么样子。这时，对自己的感情生活一向含蓄的查夫人温柔地向我澄清，当然，他们能找到彼此是幸运的。但是，她总结道：“我们不能随心所欲。我们甚至连一辆车都没有。如果我们想分手，分开以后又能去哪呢？”在当下，我们所处的时代、拥有的社会条件和可能性都不同以往。可是尽管能做到，但我们真的会给自己离开的机会吗？还是说，我们甚至从未设想过这种可能？女性确实可以用自己挣的钱来做这件事。我认识一位女士，在她的婚姻生活中（她的婚姻其实非常稳定，他们有一个孩子和一份共同的事业），她积累了一笔不多但足够的积蓄，以便在必要时能够抽身，就像一个“分手账户”。有了“分手账户”，我们就可以随时离家出走，在另外的地方给自己找个永久或临时住所。这样我们就能够随时随地去任何地方，而不需要知道自己最终会落定在哪里。我们可以确保，无论时间如何推移，我们都能拥有毫不妥协的行动自由。我们不需要“因为房子的问题比较复杂”而继续和一个不再相爱的人待在一起，不需要因为没有其他解决办法而把自己限制在一个想要分开的人身边。我们可以给自己机会，独自生活，让自己重新开始，在必要时，甚至可以烧掉那座曾经花了很长时间才建立起来的桥梁。
长期以来，这种自由是女人无法获得的，因为在以前，她们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得到丈夫或父亲的许可，而现在，女性有了工作机会和个人银行账户，这种禁锢已经大为减少了。然而，无论我们的经济状况如何，当我们希望开始一段足够长久的爱情时，却很少对这种自由加以审视。仿佛我们不愿意设想，有一天田园诗般的美好恋情可能会变成噩梦、战争或无聊之事，到那天我们不得不打包走人。虽然女性拥有的可能性已然改变，但我们仍然遵循着旧的模式，放弃了回旋余地，转而缔结婚姻联盟，共享资源和开支，建立经济上的忠诚。我们坚持共同购买，使用共享账户，公平地赠送彼此礼物，从建立关系起，一切消费都得是共同消费，而且我们无视任何普遍的法则，坚信两人都得对此表示满意。
我们可以带着优越感回顾过去几个世纪的婚姻，并批评它们不顾感情和契合度，只知道一味地建设、发展和保护财产。但与此同时，我们却没注意到，这种模式依然持续存在着。爱情的出现并不会使我们质疑这样一个事实：伴侣和家庭仍然是关于金钱和财富的故事。伴侣关系汇集了资源，两个人的花销方式和一个人的花销方式不一样。就算两人分手了，也必须以某种方式平等地分割财产，以确保双方在分开以后还能有同等的生活水平。而至于家庭，人们在家庭内部转移财产、继承遗产，还希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能得到后代或其他家庭成员的照顾。伴侣和家庭仍然是最能让货币流通、增值和积累的结构。否则，我们还能如何解释我们对权力夫妇的迷恋？他们是现代版的德纳第夫妇，但我们却欣赏他们，因为他们拥有联合起来的强大能力。他们与那些结婚只为财富扩张的地主们又有何不同呢？
财产转移问题
霍华德庄园比那座我以后打算搬进去的老农舍要漂亮得多。这座典型的英国乡村小屋是E.M.福斯特的小说《霍华德庄园》和后来被詹姆斯·伊沃里改编的同名电影的中心舞台。庄园主人比我懂园艺多了，房子被花海簇拥着，而我连那些花的名字都叫不出来。木制品上有时间和仆人之手留下的痕迹。草地非常干净，女士们可以穿着白裙子坐在上面而不用担心弄脏。威尔科克斯一家认为这房子很简朴，但他们依然会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它，尤其是不会把它送给玛格丽特·施莱格尔—一个和兄妹住在一起的老女孩。《霍华德庄园》的整个故事可以浓缩在一小张纸片上：露丝·威尔科克斯临终前在这张纸上写下了她的遗愿，希望把家产留给即将失去自己家园的朋友玛格丽特。但她的父亲和孩子们在壁炉里烧掉了这张纸和背后的遗愿，他们最后不提房子，只送给玛格丽特一个简单的水晶瓶。
虽然玛格丽特对露丝的意图一无所知，但威尔科克斯一家却怀疑她要密谋夺取房产。鳏夫威尔科克斯提出要娶她为妻，但又想尽办法阻止她搬进来，尽管她很想。威尔科克斯一家富有而保守。施莱格尔家则富有而前卫（但比不上威尔科克斯家富有）。房子空着也没关系，反正在按计划传给儿子之前，那里绝不能住人。《霍华德庄园》讲述了财产权，这是对房屋的权利，同时也是对人的权利。在政治、社会和人性方面，玛格丽特和亨利·威尔科克斯都势不两立。但是，一旦两人正式结合，亨利就可以拒绝给予玛格丽特房子，还可以行使他作为丈夫对玛格丽特的权利—当玛格丽特表达那些他在婚前夸奖为迷人的想法时，他反而要求她冷静一下。在剧情的最后，玛格丽特重新获得了独立，夺回了房子，并确保在她死后将房子传给她的侄子，这挑战了资产阶级继承规则。
即使玛格丽特最终在经济上安然无虞，她的故事也完美地展现了老女孩在继承遗产方面的困境。在一个女性创造财富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结婚以增加或保全资产的环境中，将自己排除在这一逻辑之外的老女孩往往会在遗嘱中被忽视，尽管她在经济上明明更加脆弱。由于死后没有子女可以继承她的财产，老女孩也被认为是在经济上没有“生育能力”的。就算作为家庭成员，老女孩可能有权得到这些钱，但是如果这些钱注定不会再分配给下一代的话，还有什么必要给她呢？我们不必回到维多利亚时代，也能看到这种机制在起作用。我见过许多这样的遗产分配案例：未育子女的姐妹分得的遗产比她已婚和（或）育有子女的兄弟姐妹分得的遗产要少，而这种分配却被说成是完全合乎逻辑和公平的。每当有东西要分配时，老女孩能分到的部分会比拥有妈妈身份的女人要少。与选择了一个人或悲惨或轻松生活的单身女性相比，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为人父母者有更多的需求、更多的支出、更多的负担。人们从未考虑过，老女孩也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将财产转移给其他人。我知道，如果法国法律保持不变，要是我想在死后留点什么给我的侄子，要付的遗产税将比传给子女的遗产税要高。所以人们觉得把遗产传给老女孩首先是一种浪费，是在挥霍耐心积累得来的资本。这还意味着家庭财富流失的风险，人们显然无法忍受。那些选择进入宗教的贞女们也面临如此境况，正如伊丽莎白·阿博特提醒我们的那样：
就教会而言，它有充分的理由鼓励贞女保持贞洁并将生命献给上帝，但这其中没有一个理由出自神学。在三世纪，宗教会众以女性为主。这造成了经济上的后果。虽然贫穷的贞女确实依旧贫穷，消耗日益繁荣的教会的钱财，但那些富有的贞女和继承了丈夫遗产的寡妇也不在少数，而且她们往往会把财产留给教会。
老女孩没有来自伴侣或家庭的支持，断绝了血脉。她断了链条，就注定要成为家族树上的枯枝，成个死胡同。在经济上也是如此。尽管老女孩的处境岌岌可危，但这并不重要。如果父母决定给予我们生命，那么继承遗产理所当然是子女先验的权利，但这一点也不重要。父亲和母亲可能都想确保自己的孩子—无论在爱情中做出怎样的选择，都能尽可能体面地度过余生，但这也依然不重要。老女孩体现了自由主义逻辑中不可饶恕的失败：不育前提下的投资还有什么意义可言？
查克·柯林斯本可以一辈子靠香肠生活，而且这样的生活会比他实际选择的生活甜美得多。他是美国政策研究所的“不平等与共同利益”项目负责人，同时也是《财富囤积者：亿万富翁如何花百万美元来隐藏万亿美元》一书的作者。但在此之前，他本可以无忧无虑地继承家业。他的曾祖父奥斯卡·迈耶（OscarMayer）是热狗之王，也是最早想到将自己的产品打造成品牌的企业家之一。奥斯卡·迈耶15岁时就开始在肉品市场工作。到1955年去世时，他与两个兄弟一起小规模创业的公司已经发展到拥有9000名员工的规模。这是一个成功的“美国梦”故事，是股东们最喜欢的精英发家史。曾孙查克出生时，也就是这位天才企业家去世四年后，这家公司仍在不断扩张。最终，在1980年代初，通用食品公司将其收购，而后通用食品公司又被菲利普·莫里斯（PhilipMorris）收购，然后在1989年的一系列合并后，成为美国食品集团领头羊卡夫通用食品公司（KraftGeneralFood）。总之，这为查克提供了不错的财务积累，他一辈子都不用在乎肉价的高低。按照计划，他在21岁时继承了遗产。但是五年后，他把所有财产都捐给了致力于消除贫困的协会和基金会，选择像那些不如他那么幸运的人一样，从零开始：
20多岁时，我有了一些顿悟，那就是，我和许多有钱人一样，是在“泡泡”中长大的，也就是布卢姆菲尔德山（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的豪华郊区。我偶尔也会注意到底特律存在着巨大的种族和经济鸿沟。但是，我是在舒适的环境中长大的，而且接受了一种“叙事”，如果可以用这个词的话，那就是每个人所拥有的财富都是他应得的。后来，在我20多岁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帮助那些因为无力支付账单而面临驱逐的租户，买下他们的住所，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住下去。那时，我才了解到很多人的财务状况是怎样的。然后我回家，点开邮件—银行对账单。上面会写着“哦，你的财富不费吹灰之力就增加了25%”之类的话。在1980年代，我像是坐在前排座位上以一种奇异的视角近距离目睹了很多人的工资下降，而同时，像我这样的人的财富却在增加的现实。
从那时起，查克·柯林斯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反对财富的过度集中。首先，这种现象显然并不公平，而且与受益者付出的努力往往没什么关系。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柯林斯认为，这也是美国之所以深陷保守，并使不平等现象无休止地复制下去的原因。事实上，正是这些富可敌国的家族王朝为竞选活动提供资金，他们选择共和党候选人作为他们的马驹，是因为这些候选人不会损伤他们的财富并能使他们集中更多的权力。老女孩就是这个严密系统中的一道裂缝。在伊沃里的电影中，从《霍华德庄园》到《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置身于那些只想着维护传统和特权的人中，老女孩往往是其中唯一的进步人士。与其他人相比，她没什么好再失去的（无论是字面意义上的还是象征意义上的），因此她承受得起，去探索新思想，尝试新的工作方式—当然，这样的尝试换来的是少数对她的“边缘热情”感兴趣的人的怜悯和叹息。然而，打破链条、停止或改变惯常沿着婚姻和血缘纽带传承的模式，可能有助于我们创造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为此，像查克·柯林斯那样，我们得有能力质疑我们对自身财务状况的真正贡献。我们必须接受这种认识可能带来的混乱。我们会开始思考，金钱不仅仅是一个有形的客观事实，也是一种社会、精神和心理分析建构。
财富的感觉
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才会感到富有？在我与朋友的交谈中，我得出的结论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并没有理性可言。我听过慵懒的“A10阶层”们在卢贝隆带游泳池的豪宅大露台上调侃自己的手头不宽绰，也听过领RSAa、救济金或打好几份工维持生计的朋友感慨自己的拮据。同样的富足感背后可能藏着不同的经历，仿佛财富的感觉与收入数字无关，与我们负担得起或负担不起的现实无关。在我的记忆中，我唯一一次感到富有是在圣艾蒂安上大学的时候。当时我同时做着寄宿学校学监、城市赛马场和热奥弗鲁瓦基查尔球场茶点吧服务员的工作，还给当地报纸做一些自由撰稿的工作。这些工作的薪水都很低，但我还是能租上一套40平方米的公寓，要是在巴黎，我可不敢想。喝便宜啤酒，每天吃意大利面和咖喱饭，节假日则在野营地度过，季节在更替，但吃的东西倒一直是那几样。我用的家具都是捡来的，在穿衣上也不花什么心思，我和朋友们还经常借住在彼此的房子里。我没什么令人艳羡的财产，只有一辆二手车，但它能把我们从一间酒吧带到另一间酒吧，有时还能把我们带到附近的乡下，然后我们就像贵族一样坐在引擎盖上胡言乱语。当我开始步入职场并搬到巴黎以后，这一切都消失了。不过，我那些成双成对的朋友们则可以整合两人的资源，然后一起搬进公寓，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还买了自己的房子。对于没有在欧洲大都市生活过的人来说，高额房贷简直是天方夜谭，更遑论还要购买像样的家具，添置各种物品。作为一个单身女性，我唯一的选择就是租个单间公寓。只是我对这种情况的反应也毫无理性可言。
在巴黎的17年里，我的职业状况发生了多次变化。我当过按字数计费的撰稿者，也当过长期约聘的记者，失业过，也当过拿着体面薪水的副主编。但在这些年里，我从未真正改变过自己的生活方式。好像在任何时候，我都不允许自己花冤枉钱。那张宜家克利帕（KLIPPAN）沙发就是我这一理念的体现，它在我读新闻专业的时候就在里尔陪着我了，后来又跟着我到了巴黎，直到我42岁还在用。18年来，这张不舒服的沙发折磨着我的脊椎、屁股和精神，虽然我有能力把沙发换个好几回，但由于它还没有破碎肢解，所以我觉得它还能继续发光发热。我的鞋子、餐具和茶几也是一样—甚至桌角都是用胶带补过的。我对这些物件从不报以热情，因为我担心它们会侵占我。我还是这么生活着。在这座城市里，每个人都过着超出自己财务负荷能力的生活，但我越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就越习惯以低于自己消费水平的方式生活。是我变得吝啬了吗？还是因为我接受了自己与消费（在这座城市里，除了消费没有其他东西可言）之间关系的改变？—多亏了我的单身生活。
在巴黎，我发现了一些“生活方式伴侣”。他们的恋爱关系完全建立在装饰、美食和旅行这三位一体的基础之上。他们的所有对话无外乎他们尝试过哪家餐厅、想尝试哪家餐厅、想在Mercia买些什么以及希望在下次度假时入住哪家酒店。他们的关系围绕着共同的消费而组织起来，因此他们能够一起享受生活，并成为由共同兴趣和共同经历所巩固的稳定伴侣。这是我认为最令人沮丧的爱情化身之一。但它至少有一个优点，那就是这个极端版本揭示了伴侣与金钱之间的关系是与单身人士不同的。这件事也是我在独自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才意识到的。在此之前，我只看到，无论你是一个人住还是和别人住一起，酒店房间的价格都是一样的，没有人能和我分担账单和房租，为了去到那些有足够地方接待朋友的人家，我不得不多走一些路。我忘记的是，当人们结合时，就出现了两人需要共同维系的生活方式—也正是这种生活方式，会在离婚或分居发生时，成为人们哀悼的对象或法律谈判的主题。在恋爱初期，甚至在约会期间，情况尤其如此。我们越来越多地外出以增加见面的机会，与新认识的恋人一起周末出游，毫不吝啬地花钱做准备以及打扮自己。在播客《无性生活》中，奥维迪表达了她对女性为了可能的性爱（也许吧，毕竟在相识初期，到底会不会上床还不确定呢）而不得不承担诸如脱毛、内衣、美容之类的准备费用的愤怒，她称之为“搞排场”。这些都是我们能意识到并且接受的费用，我们理解它们是特殊的、偶尔的、多余的。但还有其他一些费用在夫妻关系建立之后才会产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与这些多余之物的关系就发生了逆转。这些“排场”变成了维持伴侣或家庭活力与和谐的必要开支。我们“需要”买一辆新车，这是为了孩子，我们“需要”在每个学校假期带他们去度假（这在一年中也占了不少时间呢），在圣诞节和生日时哄他们开心。我们还“需要”周末出游，外出去餐馆吃饭，享受彼此，重新点燃夫妻间的激情。一切都成了“必需品”。伴侣和家庭有点像巴黎，因为一旦我们决定搬进那里，就必须好好讨生活，即使那里超出了我们的经济能力。必需品和附属品的差别变得暧昧起来。
拜工作所赐，我也曾一头扎进这个误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工作上，得坚持去按摩师那里报到才能保证我第二天能继续坐在电脑屏幕前。几年过去，我看过的治疗师数量多得都能成立一个政党了。为了与工作尽量相处愉快，我开始接受越来越多的治疗来调整我的骨盆，就像去4S店保养汽车一样。我还会通过正念催眠定期修复我潜意识中的故障，在磁疗师那里清除我的“负能量”，靠泰式按摩或推拿按摩来打通我的经络。为了工作，我花费了大量的金钱，而工作，它毁掉了我的生活。只要能应付工作，我什么都愿意做，但我偏偏不去思考这种情况本身。我的信用卡收据越长，我就越相信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自己高兴，而是因为我需要这么做，我不能不这么做，我的境况要求我必须这么做。当别人建议我好好照顾自己的时候，我也是这么回答他们的。当时的我感觉自己经常感冒，浑身上下哪里都疼。在那些号称自己“需要”更大的公寓，“需要”海边度假或带着孩子去田野喘口气的人身上，我也看到了当时的我。如今，虽然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不用再看医生了，但我的很大一部分开支还是花在了替代疗法上。现在我完全明白，我并不是非这么做不可，我这么做全是为了自己高兴，我因此感觉更好，这是我送给自己的一份礼物（不过，我可以稍微放慢点频率）。我也是以同样的逻辑来理解独身的，我可以对我的钱完全负责，对我挣钱和花钱的方式负责，最重要的是，我对自己说的话完全负责。也许这就是老女孩要教给我们的，这与她在人们心中的吝啬形象全然不同。她没有被关于婚姻生活和家庭生活义务、关于财富增长和保值的标准叙事所束缚，她敢于在该花钱的时候就花钱，不用援引共同生活中的突发事件来为自己花钱的方式辩护。她承认，金钱—无论其客观价值如何—存在是为消失。既然决定花掉它，不妨把它花在令自己愉快的活动上。（但这还是不妨碍我担心自己未来的养老院生活。）
财务隐私
中学一年级时，我有一位虽然聪明但又有点扭曲的法语老师，可是对当时年少不成熟的我来说，这并不妨碍我竭尽所能地讨好他。当我骄傲地告诉他我15岁时就已经读过《魂断日内瓦》时，他鄙视地看了我一眼，尽管他个子不高、身材瘦弱，但他还是用俯视的态度说道：“这会让你现在就对爱情感到厌恶的，是不是有点早了？”这老师为人也许糟糕，但他的话完全错了吗？和许多少女一样，我也在等着找到我的索拉尔，而对阿丽亚娜为换取爱情而不得不过着的残暴生活完全视而不见。我在大学里又遇到了这位老师，他让我们学习阿尔伯特·科恩的小说，让我们了解爱如何融合、爱又为何不可能发生。他很喜欢讲关于厕所的那段故事，这对情侣建造了四个厕所隔间，这样便永远不会因为了解到爱人的如厕状况而感到失望。他紧张地挥舞着的小手，试图让我们相信这对恋人有多愚蠢，让我们相信爱情不是那样的—天哪，他们错得有多离谱！我当时不敢吭声，更何况在此之前他还在众人面前批评我不写字母“t”上的横杠，说这显然是我心理脆弱的表现，让我好好反省一下。但事实上，不想和爱人分享一切难道是什么很愚蠢的事情吗？想要一点空间、想要保持一点私密，哪怕是和消化情况无关的私密问题，有那么蠢吗？
也许，《魂断日内瓦》的真正污点并不在于阿丽亚娜和索拉尔拥有如此多的厕所，而是很少有人能负担得起这种奢侈（所以说，我们更容易想象到的所谓真爱并不是像这两位主人公般的疯狂爱情，而是那种两人挤在一起、带着最纯真的喜悦相互融化的爱情）。老女孩负担得起自己的隐私，因为无论她身处何种环境，都是一个人生活，不需要处处设置安全警戒线。在一对情侣或一个家庭的生活中，保护隐私的成本就会高很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宁愿告诉自己，隐私不是必需品，然后对那些情侣分居在独立卧室或两间不同公寓的情况表示不屑。然而，分居的方式也不失于是一种对伴侣生活的投资。我们可以对自己说，分居可以保护夫妻关系，避免潜在的灾难或未来的失职，也可以被放进预算里，作为伴侣双方的共同开支。然而，这种情况很少被摆上台面，即使被摆上台面，通常也是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关系。我们完全被灌输了这样一种观念：两人的结合也必须是经济上的结合。在我们同意分担所有苦楚的同时，我们必须共同支付账单，共同修理坏掉的炉灶，共同更换一旦分手甚至都不知道该属于谁的沙发。独身生活则意味着拥有或保持独立，拥有财务上的隐私，而不一定要有一个共同账户。我们可以让自己不被监视，让自己的消费不被评判，当然，也接受不监视对方。用一种根据情况和需要而变化的团结逻辑来取代机械的资源共享逻辑，当我们对彼此不满意，或我们的道路不再通向同一个目的地时，双方就可以更容易地逃离后者。让我们不要把爱看作是一种或多或少有意识的经济投资，因为在这样的投资中，我们总会不可避免地产生被骗的感觉。让我们把爱看作是爱，这就够了。
题图为电影《安妮·霍尔》剧照
（转自：小鸟与好奇心）